他的童年从父亲缺席开始。
母亲无法独自维持生活，去了天津佣工。刚出生的张宝驹被送到郝庄外祖父家，舅父舅母当亲儿子养。[1][2]
现有材料反复提到他的读书能力。郝庄小学念书，十五岁考入马村高小，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，也受到老师看重。对一个出身乡村、家庭教育资源有限的孩子来说，这种学习能力后来成为他进入更大组织网络的重要条件。
后来的许多经历都和这种能力有关：他能给工人讲课，能阅读并评点《社会主义史》，也能在黄埔军校逐渐适应新的训练环境。
但他只有高小文化。这个边界始终存在：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，却比许多同乡和工友拥有更多文字训练。也正是这一点，让他能够在乡村、工人和知识圈之间移动。
1918年秋，十六岁，他到了天津，在警察局当见习警察。给自己改了名字：张隐韬。
一个十几岁的少年改名，意味着什么？也许他不愿意再只做"张宝驹"了——那个父亲早逝、母亲离家、寄人篱下的农家孩子。他开始为自己设想另一种去处。
但干什么？怎么干？他不知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