燎原

日记在9月4日停止。日记后记写道："这本日记，记录于广东军校，专记我的生活情形及对学校的感想等等。"署名"仁超"。

此后他做了什么？

1924年10月20日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五十六次会议记录中有："军官学校张隐韬提议军事运动的分工案"。——他仍在军校，仍在提方案，仍在做"实行家"的事。

1925年初毕业前后，他参加东征，并在海陆丰接触农民武装训练。随后，张隐韬与刘格平同被派往河南国民二军史可轩旅：张隐韬任副旅长，刘格平任上尉副官。他在这里获得了军事与组织位置，建立军人俱乐部，发展党员并建立党支部。[1][2]

他很快意识到国民军内部成分复杂——多系收编的直系军阀曹锟、吴佩孚旧部，这些部队未经改造，未必能稳定依靠。他由此更强调组织自身武装的必要性。他7月2日说过"为主义预备"，现在就是要建立相对可控的组织力量。

日记中没有这段记录。但从前面三章，我们能推断他是怎么做到的：他用的就是从1922年开始训练的那套能力——每到一个新环境，迅速建立关系，识别可用之人，把不同圈层的人拧在一起。副旅长的任命本身就说明了一件事：先得到信任，再用信任建立组织。

1925年仲秋，国民一军、三军和二军一部决定联合攻打天津的奉军李景林部。张隐韬认为创建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的时机成熟了，请示郑州党组织，召开四旅党支部会议。经过讨论决定：张隐韬去津南组织农民武装，刘格平去天津组织工人武装，然后两支队伍会师津南。[2]

史可轩支持了这个计划，拨给他一部分人和枪。10月，张隐韬携同国民二军参议陈秀福（快邮代电中写作"陈修夫"）等离开新乡，沿途集结、收编和扩充，部队很快从几十人发展到四五百人。具体路线放在地图里看更清楚：从新乡北上，经石家庄、藁城一线，再向津南推进。[2]

1926年1月24日，《益世报》刊登了农民自卫军"快邮代电"原文——

"快邮代电"把张隐韬放在"副军长"的位置上。名义排序不一定等于实际作用：在这支快速集结起来的农民武装里，他真正承担的，是组织、联络、训练和动员。名义位置之外，更能说明问题的是他承担的组织工作。这和丁鼎臣说的"但升官不要发财"也许有关。

自卫军在泊镇召开群众大会，颁布军纪、政纲，提出"反对帝国主义""打倒奉系军阀""反对苛捐杂税"等革命口号。

自卫军占领南皮县城后，提出取消苛捐杂税、打击土豪劣绅等主张，随后向盐山、庆云一带扩展。青年纷纷投军，队伍很快发展到1200余人，编为三个大队和一个50人的手枪骑兵队，并以旧县镇为中心活动于冀鲁边区。[1][2]

五五书报代卖社（10人）→ 共产党小组（3人）→ 行军队伍（六七百人）→ 农民自卫军（1200人）——相似的组织方法，在这里被放大到不同规模。

而且这次，他终于有了1924年7月2日说的"为主义预备"的那个东西——军事能力。他在黄埔学到的射击、战术、地形测量、夜间演习——全部用上了。

他在农民中组织军队，靠的不是单纯的军事威望，而是那种"与工友甚洽"的组织能力——只不过对象从工人换成了农民。他毕业不到一年，却能迅速动员一批人，原因也许要从1922年以来的组织训练中寻找。1923年秋天他在南皮乡间听表兄说"作牛似的活，吃猪似的食"，两年后他在同一个地区组建了农民武装。这两段经历之间，形成了一条可以互相解释的线索。

1926年初，农民自卫军决定北移天津，与已移驻天津的史可轩部会合。张隐韬急电在天津的刘格平速来津南共商决策，当日又亲赴天津找党组织，与驻天津的史可轩商定，将自卫军拉到四旅驻杨柳青的许权中、任警哉处合编，以保存革命力量。

1月底，张隐韬、刘格平先后回到旧县镇。两人分析了形势，决定率一大队和骑兵手枪队为先遣队，经南皮县城到泊镇乘火车北上。途中接史可轩副官韩成西急信，告知岳维峻已命弓富魁进攻自卫军，弓富魁骑兵已先期进入南皮县城。形势突变，决定改道砖河乘火车。由刘格平带队伍后走，张隐韬先赶往天津要史可轩派部队接应。当行至南皮县城北约十华里的北徐庄附近时，突遭弓富魁部一连骑兵、约两营步兵的截击。周克庸的评析还补出一个细节：弓富魁部已有骑兵20余骑先入南皮，城门关闭；泊镇车站也已设卡，所以改道砖河并不是临时绕路，而是在封锁中寻找出口。[4]自卫军多系入伍的农民组成，缺乏训练和实战经验。经过一场激战，终因力量悬殊被冲散。张隐韬击倒六七名追兵后，子弹打光，不幸被俘。^⚠刘格平只身阻击追兵，看着张隐韬跑进村子后向南突围脱险。[1][2][3]

弓富魁部用两个营的兵力连夜将他押送旧县镇。2月5日，用铁丝将他捆绑，推到土围子前线，逼他喊话劝降。张隐韬严词拒绝——"你们反对奉军，我们也反对奉军，我们是友军，哪里有向你们投降之理？"^⚠

后出记述一致写到，他拒绝劝降，随后被杀，年二十四岁。围绕牺牲现场流传下来的更多细节，能说明后来怎样纪念他，但不宜和现场记录等量齐观。[2][1]

纪念性记述 牺牲现场后来怎样被讲述

据后来流传的记述，他向对方营长要求当众讲话，讲述自己的苦难身世——"我是个木生（遗腹子），只有一个老母亲在天津当佣人。母亲和姥姥、舅舅苦巴苦结供我上学、长大成人。"——又高呼"打倒帝国主义！""打倒军阀！""打倒土豪劣绅！""农民自卫军万岁！""中国共产党万岁！"后出材料还写到，他演讲两小时，围观群众流泪，行刑军官不忍开枪。^⚠

这些细节值得保留，但它们更接近纪念性叙事。它们适合用来观察后来的人怎样记住张隐韬，不适合直接当作现场实录。

张隐韬牺牲后，旧县镇守城的自卫军有八九百人，战士们向陈秀福请战，要冲出去救自己的司令。陈秀福找借口按兵不动。多数自卫军干部、战士对陈秀福不组织营救满怀义愤，纷纷持枪离队，四散回家。陈秀福只带了庆云民团改编过来的一小部分人回了庆云。这支迅速扩大的农民武装，很快瓦解。刘格平脱险后，第二天清早赶到砖河给史可轩发电报，又乘火车赴天津向史可轩报告。史可轩当即给弓富魁写信营救，刘格平持信赶往泊镇，但弓富魁回称已将张隐韬枪杀。后出材料倾向于把它解释为有意截击。[1][2][3]

他被截击了。但更深的追问是：他连接了那么多圈层，为什么这些联系没有转化为有效保护？

他在每个圈层都有关系，但关系深浅并不相同。北京知识圈的外围，工人圈的组织者，乡间圈的过客，黄埔的旁观者——当危机来临，这些联系并没有转化为足够稳定的保护力量。

他的流动性既让他能够承担多种任务，也让他缺少一个稳定、能够持续保护他的组织位置。

如果他没有牺牲呢？他24岁就组建了一支1200人的武装——这个起点比大多数同期共产党人都要高。他如果活到1927年，很可能是北方武装斗争的重要领导者。但历史没有"如果"。

他牺牲的那个地方——盐山县旧县镇北门外——离他出生的唐家务村只有几十里。他绕了一大圈：天津、北京、张家口、大同，上海、广州，开封、泊镇——最后回到了家门口。

一个出身乡村的青年，走出村庄，进入革命组织，又在离故乡不远的地方结束了生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