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24年3月14日抵达上海后，他又等了十几天才参加黄埔军校补考。每餐仅用铜元十余枚，负责人孙铁人又一味延拖，"孙故推脱不见"。这段经历更像前一章南下赴考的尾声：在真正进入黄埔前，他先跨过了经济困境和组织门槛。
3月23日补考，5月经统考入学，编入第二队。第二册日记恰好覆盖了这段过渡期——但第二册缺失，我们永远不知道那本日记里写了什么。
6月25日入校第一天，他就遇到了令他震惊的事。蒋介石对学生说：
校长命令，关于下级干部的事，学生是不准提出质问。若有替下级干部说话的，官长和学生都要枪毙！
——日记 1924年6月25日【连载四】
他写下的不是恐惧，而是推论：
此学校之中，发生此等压迫不平之事，真是为人争自由、为人民争平等的革命党的怪闻。既以此等手段施之于本党同志，亦可以此种手段施之于将来全国国民。若经一次革命，还是和现在一样，那么这等革命的工作，可说无有再革的必要了。
——日记 1924年6月25日【连载四】
7月2日，校长演说介绍各队中曾在社会团体活动过的人，"列名者，我亦在内"。他写下了他来军校的定位：
但我已有一个决心，我来这学校并不是为主义活动而来，我是为主义预备而来，也就是要作我的那个伟大的一劳永逸的运动，这步是我应走的过程。所以，我的用意和别人都是不同。并且青年运动，是爱出风头的人所爱作的事。故我决心学习点预备学识，集中点自己精神。其他的事我是不爱参与的。
——日记 1924年7月2日【连载四】
"为主义预备而来"——他来军校不是为了参加革命，而是为将来的独立行动做准备。学军事，不是为国民党打仗，而是为自己将来的组织积累能力。
7月11日，他在半休时看《社会科学讲义》，写了一段意味深长的感慨：
我以前和他们做事，在一处相聚很久，我是认他们是无用的人。因为我的取人之着眼点，第一要注重有没有作为……不知有没有人还愿当个实行家？
——日记 1924年7月11日【连载四】
"不知有没有人还愿当个实行家？"——他一辈子都在回答这个问题。
8月17日，于树德专程到广州来看他。于问他：
我在上海听说你在校内很消极，甚事都不高兴作，很消极，真否？
——日记 1924年8月17日【连载五】
8月22日，宣侠父因坚持党权独立于校权被开除，他"佩服其敌抗的精神"但认为"一点代价没有，无乃有点不值得"。
9月3日，他对军校的趋势做了系统分析，认为校内"很显明的分为三个阶级"——校长及各部主任为第一阶级，干部的队长区队长为第二阶级，学生为第三阶级。他提出的解决方案是："成立新的适合潮流的学校……如苏俄赤军之组织然。"
很显明的分为三个阶级——校长及各部主任为第一阶级，干部的队长区队长为第二阶级，学生为第三阶级。第一阶级"头脑很旧的官僚式的军人……他们的手段只是专制"，第二阶级和第三阶级"感情更坏"，结果"学生对学校、党的前途绝望！"
——日记 1924年9月3日【连载五】
他不是在发牢骚，他在做组织诊断——这个学校的问题不是某个人坏，而是组织形式错了。
日记并非完全透明的即时记录。他在8月30日自己写道：
待略过些时，一回想这该日的情形，才觉有些苦痛在里面。……我以后记苦痛的笔记时，不在当日，而在过去，将当时的印象再详细写来。
——日记 1924年8月30日【连载五】
这说明他写日记时并不只是当天发生什么就记什么，也会事后回想、重新整理感受。至于"以彻底的革命改造社会"这句话，不能单独拎出来看，还是要放回前后几天的日记里理解。
1924年8月，广州商团事变。这是张隐韬亲历的最重大事件。
1924年的广州商团事变，并不是一场普通的地方治安事件。商团原本是商人组织的武装力量，国民政府扣留其购入军械后，双方矛盾很快升级。对正在黄埔军校学习的张隐韬来说，这场冲突让他第一次近距离看到：革命政府、商人武装、国民党内部派系和城市秩序，并不是天然站在同一边。
大雨骤作，我亦正值警戒之际，水深数寸，行动时皮鞋为水浸入，枪亦湿。……我认为国民党得这大批军火，诚是前途的幸事，高兴的很，故毫不觉苦！
主持阶级调和、代表各阶级利益的孙中山，反为资本家所反对。何若明明白白的表明态度，代表无产者，与此麻木不仁的资本家决战，以完成一劳永逸的彻底革命！
若非我要拯救这些群生，抱定的救民主义，简直军人的生活，我便毅然决然的不干。只为我决定要以彻底的革命改造社会，虽然受了这种深刻的印象，更足以振起我的坚决毅力！
甲、孙中山的妥协性太甚。乙、老孙的作事魄力还缺乏。丙、既将枪械交还商团，以后的祸乱潜机更形利害。丁、等到罢市的威胁而交还，简直面子扫地，太无价值。——如长此以往，国民党没有希望！
它让张隐韬看到国民党内部并不统一。
它让张隐韬意识到革命不只靠宣传和组织，还会进入武装冲突。
它帮助解释张隐韬后来为什么越来越重视军事训练和组织纪律。
武汉事件、张国焘案波及京绥路七人、张家口水灾——北方的消息让他更加感到：自己与那边的联系正在一条一条被切断。
工运受挫、乡间见闻、对国民党内部运作的失望、黄埔生活和商团事变，共同推动他越来越重视独立武装与更彻底的组织行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