狂飙

1923年9月，张隐韬回到了南皮老家。

表面上这是被迫的——8月9日日记写得很清楚：

余在张垣工作，因意外变故，始于两句前来京。但我近受经济之压迫特甚，意欲寻一生产事业，以安全家庭及一己之生活。

——日记 1923年8月9日【连载一】

工运受挫，经济困窘，不得不回家。但恰恰是这段看似停滞的乡间时光，让他看到了在北京和张家口看不到的东西。

10月9日，他在田间遇到正在割禾的表兄。表兄说：

作苦农人的事业，再有什么法子呢！？作农苦，还再罢了。惟独生活上，真是更难提的。俗语说："作牛似的活，吃猪似的食。"农人真是和畜类一样的啊！

——日记 1923年10月9日【连载二】

他本想"和他多谈几句，解释他的忧闷之气"，但又觉得"他在工作的时候，工夫是很珍贵的，止好略应酬"——他懂得什么时候该说什么话，这是组织者的本能。

这段对话看似普通，但对一个一直在工人中活动的人来说很关键：他第一次近距离看到了农民——不是理论概念中的"农民阶级"，而是具体的人、具体的苦。后来他组建的"农民自卫军"，种子或许就埋在这个秋天的田野里。

10月6日，他写了一整段乡间的美感体验——

我从来乡以后，除看书、观报外，止有早晚清爽时间，饱享纯洁的空气，较之繁华纷扰的欺骗社会，倒觉强的很多。今日之晚餐后，一轮而半亏的皎白明月高悬在空中。……信步至村南的田地里，已经各种稼禾，都收割到场中去了，举目千里的心花怒放。

——日记 1923年10月6日【连载二】

这不是革命者的笔触，这是一个年轻人在乡间感受到的片刻安宁。但紧接着出现的，是更沉重的感受。

在乡间，他做了两件有组织者气质的事。10月24日，崔清源来商量办书铺。他不仅赞成，还提出了递进方案：

成立书铺——即学生消费合作社，作为第一步，以后可以附设乡村图书馆及农民阅报室、农民消费社等等，那才是我的真正的对于南皮县的希望。

——日记 1923年10月24日【连载二】

他想的已经不是卖几本书，而是在乡村留下一个能继续联络人的地方。

11月5日，他"联合我极可靠的同志，及在沧的故同学，设立西北运动促进会，专办理新、蒙及三特区诸事宜"。从乡村消费合作社到西北边疆运动，他想做的事越铺越开。

但乡间也给了他另一种东西：更沉重的感受。10月27日，他写下了日记中最灰暗的一段：

我来家已许多日了……我的心血已要尽了，伤心世事已达到了极点。咳，人情恶劣，风俗日堕，我觉着处在今日之社会，如捲入是非的旋涡。办多少意所不乐办理的事，听多少意所不乐听的话，麻烦极了，心将碎了。……这就是人间地狱，茫茫之罪海也！

——日记 1923年10月27日【连载二】

然后，信来了。

他不是天生坚定的，他的坚定是被一次次失望、又一次次被人拉回来之后形成的。不是"英雄不怕苦"，而是"怕苦但还是要做"。罗章龙信里的"失望中渐去求希望"，和张隐韬读信后的"此信，真我病之药石也"，正好说明了这种支撑关系。

12月返京后活动：见邓中夏（谈话不快）、去康庄谈京绥路工事、去张家口、去阳高找魏华池、去王官人屯组织共产党第一个小组。

2月7日铁委全国代表大会，他做招待员。

今日为京绥路工会第五支会成立之期，到者仅七人，此等人数，实太可怜，但可喜者，此七人精神颇好。

——日记 1924年2月23日【连载三】

从日记呈现的节奏看，他很快进入了当地组织工作。

从日记和书信看，他被反复派往各地，至少和三种能力有关：

第一，"与工友甚洽"。郑业写给张昆弟的信里说得很清楚：

韬兄尤努力，与工友甚洽，很可指导一切。……隐韬感京中同志之冷落与闹意见，甚觉失意，望千万勿忘此忠诚做事之同志；且其从先之努力，未受团体安慰及奖励，亦是团体之大错！

——郑业致张昆弟信 1924年1月1日【连载二】

第二，愿意去别人不愿去的地方。张家口、长辛店、大同、阳高、王官人屯——这些是铁路支线和矿区边缘，不是北京上海那种有同志网络的核心城市。但他去了，而且在每个地方都能迅速建立关系。

第三，边学边教。他只有高小文化，却能给工人讲课。8月2日日记："炎热如焚，在寓未外行，看《革命哲学》。"10月14日开始看《社会主义史》，10月21日读完，写了一整段批评。

关于马氏的学说，并未与以充分的同情，而俄国革命，也叙述的很不明了；而中国的初期，他说是孙逸仙先生在一九十二年南京组织的，然不久被袁世凯给解散了。

——日记 1923年10月21日【连载二】

他的上升靠的是什么？愿意接手具体任务，愿意奔走到组织薄弱的地方，也能和工人建立关系。不只是靠既有资源，也靠他在具体工作中逐渐形成的、替代性较低的执行能力。

1924年3月10日，何孟雄告诉他：黄埔军校招考，"时间已迫"。

至子静兄处。子静见我极大惊！问我何为来京之迟？安源的信早就来到，因等我今晚方走，仅去了陈奕濬、贺昌二人，路费亦带回。广州代表早已返北，每省要军官学生十五人，但仅有四人，定明晨起程，不知你的意思去不去？时间已迫，能否速行筹备，一同去粤？我闻此消息，亦大为慌张。遂急至王励斋处取了介绍信，拟明晨去津永滋处，借路费去沪。

——日记 1924年3月10日【连载三】

他"大为慌张"。但不是犹豫——当天就行动。晚上去见母亲："使其急回里，办理家务，我一定去粤入学，不能旅里。"

11日上午赶到天津，面见于树德：

与谈去军校事。伊颇赞成我之去粤，并加很多奖励语，谈其在粤之开会经过，付我川资十八元。

——日记 1924年3月11日【连载三】

于树德刚参加完国民党一大从广州回来，他的支持不是空话——18元川资，那是实打实的。

12日，他已经坐在南下的火车上，与杨其纲相逢，转识江镇寰，"便同车南下"。

为什么组织选的是他？他符合条件：年轻、党员、有工运经验。但符合这些条件的不止他一个。他真正的不可替代性在于：他同时有工人运动经验、知识圈人脉、又年轻到可以当学生。罗章龙不能去，他是中央干部；邓中夏不能去，他在上海有工作；于树德不能去，他刚从广州回来。而张隐韬——哪里都需要他，但哪里都还没有他的固定位置。

这也是基层组织者的位置张力：正因为他没有固定位置，他可以被派到许多地方。能被派出去，是他上升的条件；频繁被派出去，也让他一直处在被任务消耗的位置。

在上海等考试的日子，他第一次强烈感受到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办事迟滞和层级感。14日到上海，住在吴淞江岸的大安旅店，随后到上海环龙路44号国民党执行部询问黄埔军校事宜；接待他们的是毛泽东。毛泽东当时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组织部秘书兼代秘书处文书科主任，告诉他们"已考过一次……须暂待两日"。15日见到罗章龙，"我问其补考可否？伊答：须于明日交涉，因军校事伊不负责"。18日去找负责考试的孙铁人，"孙故推脱不见"。川资用尽，移居罗章龙处，"每人每顿之饭资均不过二十枚铜子，经济上便大感痛苦"。[6]

民党虽经一次改组，但内中之官僚式的无革命精神的人，尚是多的很。我们为考军官学校，不远几千里而来此，经济上早就用尽，感无穷之贫困。……每餐仅用铜元十余枚。这种生活状况，他们执行部的这些该死的东西那能得知，凡抱革命精神的人，也有作事这样摆架子的？无怪中山先生之奔波困苦，垂三十年之久而不能成功，此诚其根本之一大原因也。

——日记 1924年3月21日【连载三】

这段经历让他强烈感受到：从基层赶来的考生，与坐在办事机构中的负责人之间，处在很不对等的位置。他没有受过高等教育，也未必会用"科层制"这样的词来解释它，但他的日记清楚记录了那种被推诿、被轻视的感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