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19年，五四运动传到天津。他参加了。
他没有写这段经历。日记从1923年才开始。但综述记载：他在天津参加了周恩来领导的"五四"爱国运动，接受了革命思想，经常与于方舟、于树德等一起深入工厂、学校，秘密进行革命活动。⚠
他不是先读了马克思主义的书然后"觉悟"的，他是先认识了人，然后被带入了行动。
在天津，他遇到了于方舟、于树德。于方舟是天津学生运动的领袖，于树德后来成为中共天津党小组组长。这些人为什么注意到了他？一个见习警察，学历不高，资源有限——
也许因为他做事可靠。⚠在早期组织工作中，能写、能跑、能联络、能把任务落实的人并不多见。张隐韬后来被不断派往铁路、工人团体和乡村之间，也说明这种执行能力被组织看见。
1921年9月11日，天津工余补习学校正式开学——由于树德、安体诚创建，设于河北宇纬路东兴里12号，靠近恒源纱厂，向直隶省教育厅备案。[1]这是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推动下建立的工人教育机构。同年11月，他成为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天津通讯会员。[2]
注意"通讯会员"这四个字。他不在北京，他不在那个圈子的中心，而是被"远程纳入"的。他更像一个联络点。北京的知识分子需要一个在天津有人脉、能办事、靠得住的人，而他刚好是那个人。
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最初只有7个人——3个北洋大学学生，2个南开学生，2个京奉铁路局职员（冯志尧和张隐韬）。[3]他是京奉铁路局天津警务处警察，因巡逻工作来往于天津、唐山之间，后来成为天津党组织联系唐山站的秘密交通员，利用铁路之便将天津《劳报》分送到京奉路、津浦路各站。[3]
1922年春，罗章龙和安幸生介绍他入党。罗章龙后来回忆："我和张隐韬、安存斋就住在那里，并且同睡一条土炕。……我认为他是适合搞我们的工作的。"[4]同时，他成为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成员。同年，他和于树德在天津开办"五五书报代卖社"——以马克思诞辰纪念日命名，由10人组成，他任正主任，于树德任副主任。[1]章程公开宣布：之所以确定这个名称，就是为了纪念马克思。章程第七条写明："本社盈余，除开支经营费外，以一半按股分配，以一半充劳动运动费。"这不是普通书店。公开的书报代卖形式之下，连接着经费、阅读和人员联络。
这张图不是为了说明他“认识很多人”，而是为了说明他为什么会被需要：北京的思想资源、天津的工人教育和铁路联络链条，在现有史料里都要通过少数具体的人连接起来，张隐韬正是其中一个可见的连接点。
入党后，他进入了更具体的工运现场。据记载他因懂军事，被组织派任工人纠察队教练员。[5]⚠
1922年10月，他参与开滦五矿大罢工。2000人的工人纠察队要面对近万人的外部军警力量：军阀曹锟派出一个师，天津警察厅杨以德派来3000名"保安队"，英国人也在秦皇岛驻兵。后来"保安队"抓走罗章龙、邓培和开会工人，他指挥纠察队将人救回。[5][4]
此后，他又在正太铁路罢工和京汉铁路"二七"大罢工中继续负责纠察队工作：前者据记载部署昼夜巡逻、拦住欲开的火车，后者则在郑州现场掩护工人撤离。[2][5]从新党员到能处理高风险现场的人，他的上升速度很快。
"二七"惨案后，他在王尽美直接领导下异常忙碌，奔波于北京、张家口和京绥铁路各个站点，恢复建立工会组织，发展党员。1924年"二七"周年之际，一个多月里他在京绥铁路工人中建立了8个共产党秘密小组。[5]
8月1日，日记第一册开始。他从张家口回京，写下"破釜沉舟"的自我鞭策：
我从今天算起，到京已十五天了……一点的事体也未曾办……从今天起，须要破釜沉舟的干点工作，别把青年光阴轻易放过去啊！
——日记 1923年8月1日【连载一】
8月15日，他回忆一年前的工运惨剧：
沃兄等三人，均及难，余及存、滋则幸免。至今日，正一年之周也。姑志其从略之经过事实，以为余之社会运动幸脱一次危险之回忆。
——日记 1923年8月15日【连载一】
那天恰好是工运被捕一周年。他没有用大词，只是记下了"幸免"二字。
但上升也伴随着脆弱。12月7日与邓中夏"谈话，很引起我心之不快。但我绝不因他的话，败我的性，适足以鼓励我工作之努力！"郑业替他抱不平："隐韬感京中同志之冷落与闹意见，甚觉失意。"
他的上升靠的是什么？"别人不愿干的活我来干，别人到不了的地方我能到，别人聊不来的工人我聊得来。"不是靠资源，而是靠不可替代性。